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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29日－2月4日在广州，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新艺术群体“大尾象工作组”，在广州市第一文化宫展览厅举办了“大尾象工作组艺术展”。 参展艺术家陈劭雄在展厅悬挂起内外分三层、俯视平面图呈三角形的透明塑料薄膜，用角铁和铁链拉撑，地面铺设白色布。 该俯视平面呈三角形的塑膜体积为270×1200×800厘米，薄膜面积约为160平方米。 艺术家用七天的时间，每天用黑色油漆涂抹自己指定数量的薄膜，并标示涂抹的日期，以此实现他对时间概念的切割。 需要指出的是，陈劭雄、梁矩辉、林一林这三位“大尾象工作组”的始创成员，都曾经参与过上面所提到的“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实验展”，而他们所以能在90年代的头一年，也就是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处于转折的低谷时期，率先在南中国的大都市集合成群体，不仅是因为他们秉受了几年前新潮时期对待艺术的热忱，而且也与南中国的地缘和文化氛围与北方有别有关。 这里是中国最早改革开发的实验基地，因与港澳地区毗邻，有着较北方城市浓厚的商业气息和务实精神，也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因此对现代化和高科技带来的商品化物质世界，身处其中的艺术家是感受最深的。 与物质材料充斥的世界相对应的是艺术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这有两种类型，其一是物质材料现成品经由艺术家之手组合和装置而传达艺术家的思想；其二是艺术家直接运用身体和动作的运动过程来体验和传达其与周围物质世界的相互关系。 对于“大尾象工作组”的几位成员而言，选择周围日益丰富且陌生化的物质现成品材料作为媒介并僭越还原到个人的行为行动媒介，这是有着现实背景的必然，与当时北方地区尤其是北京八九十年代转折时期的文化真空状态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 必须看到的是，陈劭雄“七天的沉寂”中，艺术家意识到的是在一定时间内对预先设定的塑料膜的涂黑行动，是在设定时间内对现成品装置作品的完成过程，并没有将其行为（涂黑）本身作为整个作品的主体成分看待，换言之，塑料膜作为主体已经存在，变黑只是作为时间过程为主体服务的。 另外，从视觉语言角度看，其涂黑的行为本身并不是整体作品的视觉形象的主导部分。 与此类似的，还有陈劭雄于1993年在广州红蚂蚁酒吧作了“5小时”装置行为艺术活动。 无独有偶，在与广东省接邻的湖南省省城长沙，职业是美术编辑的孙平在一份工作报告中谈到：“1992年，商品的气息使我意识到新的情况来了，……我趁当时‘广州双年展’的机会以行为方式放了中国游戏1号．发行股票一炮，随即购回了一批通常陈列在百货或时装商店中作为推销衣物的衣架模特，第二年便开始了以时装模特为媒介的中国针灸C部的生产。 ……事实上，自90年代以来，我就一直关注市场经济的兴起对人们心态的影响。 中国游戏1号就是一个最早的尝试。 只是因为行为艺术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而使我转向装置的艺术方式。 因为我不仅希望我们的艺术作品具有指向当下问题的直接性和此在性，而且我还希望它们具有可流传的物质性，能成为一段消失了的历史的代言者。 ”（孙平《关于〈中国针灸〉的工作报告》（未发表））这其中所谈到的“中国游戏1号．发行股票”，是指1992年10月他借全国各地青年艺术家云集广州，参加“首届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简称“双年展”）之机，在广州美术学院发行“中国孙平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股票（A股）”并宣读招股公告等一系列行为。 自制股票并公开招股出售，孙平以假乱真地模拟着当时风靡全国的炒股热潮，把官方不得不认同而百姓响应热烈几近趋之若鹜的生活景象引入艺术。 这种针对当下社会文化问题的直接性和鲜活性，是架上绘画的风格、图式和技巧等形式语言所无法达到的，而其中渗透的嘲弄和幽默，是每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都能会心地体味到的。 经过周密的策划、认真的细节构思和制作，以及突发性的操作而赢得一时的轰动效应，孙平抓住了当时社会具有热点意味的敏感神经，并且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相融合设定了一套程序，即他所言的游戏规则。 他并没有将自己刻意扮演成整个招股行为的主体，事实是他的预设的招股（包括文本、程序、现场反应等）规划的展开和实施，作为一个事件，才是其行为的主体；换言之，他的行为的全面展开和观众参与，才是其行为得以确立的基础。 因此他虽然与陈劭雄此前作品过浓的装置色彩有别，却也仍未把其自身的活动和生存方式作为整个招股行为的主体，准确点讲，这是件因随商业社会流程而设定的参与性的游戏事件，模拟性和反讽性是十分强烈的。 如果说陈劭雄、孙平二人的行为艺术活动起因于南方日渐浓厚的商品经济氛围对当代前卫意识的影响，那么，在远离沿海城市的甘肃兰州，一个自称为“兰州军团”的艺术家群体，却对集中炒作于南方的艺术促销与艺术包装以及发生在这一地区的种种因商品经济引发的艺术活动和表现形式，持极为审慎甚至是抵触的态度。 成力、马云飞、叶永峰、杨志超、柳以忤等人，似乎是嗅到了从南方传来的各种艺术市场操作活动背后的危险气息，认为现代艺术有可能被市场经济的推广所吞噬，而不少新潮美术时期的艺术家正被市场操作的热情所陶醉，一种肌体腐朽的现象正在形成，中国现代艺术需要一场清理门户的革命。 于是1992年12月12日在兰州组成“兰州艺术军团”这样一个采取“自由组合、自然穿插”的组织系统原则的青年艺术家群体，并提出了实施行为艺术活动葬”的一揽子计划步骤。 1993年1月8日，他们用从医院找来的空白死亡通知书和讨论商定的讣告，邮寄给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艺术批评家，讣告曾发表在《山西日报》上，而死亡当事人则是他们设计、用纸和泥制作的被悼词描述为“长期勾结批评家、画商、报刊编辑，制造人事关系，疯狂销售作品的艺术家钟现代”。 1月17日，“钟现代”的葬礼举行。 呈T型的会场前方是躺着“钟现代”的玻璃棺材，他被制作为全身裸体、毛发俱全但却病骸白皙令人竦然，再往前是一幅10米长黑布，上面写有巨幅白底黑字“葬”和红底黑字“三打”、“三反”（指“打倒画霸，打倒画刊，打倒画贩子”，“反对找人，反对卖画，反对刊登”）的标语，被铺放在雪地上。 军团成员在宣读悼词、呼喊口号、燃放鞭炮后，轮换穿上全红、全黑、全白葬礼服，面戴口罩，由四人抬起“钟现代”的棺材，缓缓走向市区，最后，被汽油燃为灰烬的“钟现代”的“骨灰”被葬入小木箱内埋掉，至此“葬”行为艺术活动完全结束。 较之于陈劭雄、孙平二人的行为活动范围只在小规模的相对封闭空间里不同的是，兰州艺术军团的艺术家们抬棺游街，穿越许多马路，引起无数人参与、注目，其以清理艺术圈内门户的观念而在更为广大的民众空间、时间中影响并收集民众视觉经验和情绪反应的举动，使中国行为艺术第一次在开放的环境中与民众直接见面并引导后者参与，而其对死亡通知书、讣告、悼词、遗物箱的设计、制作和分别邮寄，又使“葬”活动在艺术层面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并得到了广泛的信息反馈。 行为艺术快捷、灵活、针对性强、震撼性大、参与性强的特点，在“葬”活动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体现，它无疑成为90年代迄今为止行为与社会、与艺术产生互动关系的较成功范例之一，当然它的实施成功与地理位置上远离政治文化发达地区因而较少来自接受与理解方面的干扰有十分紧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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