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商业活动日益繁荣，商人才俊层出不穷。
而在这其中，有一种精神品质备受瞩目，那就是“商才士魂”。
那么，商才士魂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那些具备卓越商业才能、同时又拥有高尚品德与情怀的现代人的一种精神风貌。
本文将围绕商才士魂展开讨论，探寻其内涵、表现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商才士魂，顾名思义，包含了两大部分——商才与士魂。
所谓商才，指的是在商业领域具备卓越才能的人。
他们通常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出色的决策能力、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强烈的创新意识。
他们擅长把握商机，敢于冒险，并能够带领团队创造卓越的业绩。
士魂，则是指一种高尚的品质与情怀。
它包含了诚信、担当、责任、情怀等要素。
一个拥有士魂的商人，不仅关注企业的经济效益，更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使命。
他们以人为本，关注员工福祉，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商才与士魂的融合，形成了商才士魂这一独特的品质。
拥有商才士魂的人，既能在商业领域大展宏图，又能坚守道德底线，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他们是企业界的佼佼者，更是社会文明的推动者。
商才士魂在实际生活中有着丰富的表现。以下是几个方面的体现：
拥有商才士魂的人通常具备强烈的创新意识，敢于突破传统，勇于尝试新事物。
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敢于领先，不断推陈出新，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诚信是他们经营企业的基石。
他们深知信誉的重要性，始终坚守诚信原则，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社会的尊重。
拥有商才士魂的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他们不仅关注企业的经济效益，更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
他们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实现了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他们注重员工的培养与发展，关心员工的生活福祉。
他们努力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空间，使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
商才士魂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以下是几个方面的体现：
拥有商才士魂的商人，凭借他们的卓越才能和敏锐洞察力，为企业创造卓越的业绩，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发展。
他们以高尚的品质和情怀为社会树立榜样，引导更多人关注道德、责任与公益，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
他们以诚信、责任和关爱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与价值观，促进了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他们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传承，为商业领域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具备商才士魂的优秀人才，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商才士魂是现代商业精英的真魂本色。
拥有商才士魂的人，不仅能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更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我们应该学习和弘扬商才士魂的精神，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贡献力量。
草商总是想成为儒商，儒商们也很羡慕哲商。 而由草商到儒商、再由儒商到哲商，关键就在——读书。 草商，指不需要也不太喜欢动脑筋，目光不长远但富有冒险精神实干主义的“草莽英雄”，他们为生存而奋斗，凭经验管理、靠直觉做事，敏于行，纳于言，拙于思，“小脑发达，大脑不发达”。 这些人就是商业丛林中的土狼，体格强健，四处奔跑，永不疲倦，永不言败。 这些人构成了中国企业家的主体，80％以上的大小总裁们都是这样的类型。 企业家第二种境界是儒商：以知识武装自己、具有“士魂商才”的商人。 所谓士魂，就是这种企业家在市场大潮里沉浮多年，必然会要严格遵守商业道德，诚信为本，谋利有度；所谓商才，指的是这类企业家在商场中修炼有成，善于抓住商机、把握经营之要，圆融管理智慧，熟练运用各种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 他们正像以敏捷和速度著称的猎豹，嗅觉敏锐，行动快捷，能够巧妙地避开陷阱，迅猛地抓住猎物，并且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修炼出对了危险和机会特殊的直觉。 他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熟悉每一种利益格局，懂得在灰色领域如何灵活自如地穿行。 在中国企业家中，儒商占的比例不会超过20％。 而哲商，顾名思义，就是商人和哲人的结合体，是用智慧统率知识的新商人，在他们的经营运作中体现出来的不是小聪明，而是大智慧。 他们就像草原中的大象一样，站得高、看得远，走得虽慢，却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断累积雄厚的实力。 这些人平时看起来四平八稳、不轻易出手，但随便跺跺脚，商界就要晃三晃。 在商界中，这类的哲商屈指可数。 在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事方式往往也让土狼、猎豹们难以理解、无法认同。 例如美国前总统布什上任后，宣布了1.6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其中包括将每年减少300亿美元的遗产税。 这对富人是个利好消息，可是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索罗斯等120名富翁却联名上书，反对政府取消遗产税：不能允许我们的第二代不劳而获！他们如果不劳而获，会使他们跟同时代的年轻人处于不公平的竞争情况，这种现象会影响美国未来长久的国力！心里时刻装着国家与社会，这就是哲商们的情怀，他们以企业为平台，以财富为力量，以报效社会为己任，以利益众生为追求，在企业成功、事业有成的同时也实现生命升华和智慧圆满。 哲商也是商人的最高境界。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读书的企业家不少，但认为读书有大用的企业家却不多。 其实关键就是很多的企业家还不会选书、而我们也缺乏对企业家读书的引导。 企业家是一群主体意识极强的人，很少迷失自我。 他们能轻松判断出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并善于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实现目标，对于读书，他们也有着不同常人的判断。 美国管理学者Hill便指出，企业家的学习是一种最独特的管理学习，它与一般经理主管和员工的在职培训不同。 首先，企业家的学习方式具有较强的途径依赖性，与其教育背景、经验经历与个性存在很强的关联性，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学历越高的企业家对读书的兴趣越浓、体会越深，其次，企业家是一种屁股指挥脑袋的职业，你屁股没坐到那个位置上，你永远也不会有与那个位置相匹配的思维，企业家的学习内容与其企业所处的阶段有着直接的关系。 以餐饮业为例，一个大型连锁餐饮企业的总裁，关心的可能是战略、创新、资本运作，自然会胸怀天下；一个酒楼的总经理，关心的可能是客户需求、市场变化，但始终离不开吃喝二字；而一个街头路尾的小吃店老板，又是厨师又是跑堂，脑袋里面自然就只剩下了锅碗瓢盆。 庄子说，夏虫无以语冰，企业管理如此，企业家读书也如此；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家是需要读不同的书的，别人的良药，可能是你的毒药，每个企业家读书都应结合自己的兴趣、企业的需求，有所选择、有所专一，这样才能真正把书读得进去，又读得出来。 企业家读书的目的是为增强自己的能力、完美自己的精神家园，而综合国内外管理学家的研究，企业家的能力可以包括以下方面：在企业发展的起步阶段，企业家首先应该的培育是与企业规程相关的、通用性的能力，即人际沟通能力、人员选择和培养的能力(Ⅱ类能力)；其次是与企业规程相关的特定管理工具的运用能力、构建企业文化与价值观的能力(Ⅰ类能力)。 当企业发展到成长阶段，企业家就应该强调与企业增长相关的独特性的能力，即培育企业核心能力的能力和具有组织文化特性的能力(Ⅲ类能力)。 当企业发展到快速成长阶段，需要企业家在创新能力和创造远景方面有所突破(Ⅳ类能力)，并且强化对内企业家的培养(Ⅱ类能力)。 而当企业发展到成熟阶段，为了支持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关键是要提高其与企业增长相关的、通用性的能力，即变革管理能力和持续创新能力(Ⅳ类能力)，同时深化对独特组织文化和核心能力的培育(Ⅲ类能力)。 但这四种能力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企业家的个人修炼能力之上。 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能力的作用强度及重要性是不同的，对企业家的能力要求也是在动态变化的。 因此，草商、儒商和哲商所读的书也应各有不同。 一、草商——“急功近利”地读书据说有人曾向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求教：“企业家的责任究竟是使企业保持赢利，还是获取利润的最大化呢？”大师的回答是：“企业的首要责任是活着。 ”草商们正处于谋求生存阶段，他们的首要责任是“活着”——让企业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面前活下去，那此时草商们读书的方向就应该是“急功近利”，缺什么补什么、能马上运用的就学、能马上创造财富的就学，否则以后再说。 上文提到，对草商最重要的是Ⅰ类能力和Ⅱ类能力，而美国Training House总裁Scott B. Parry博士对IBM、AT&T、柯达等企业中的高层优秀管理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影响高层管理人员绩效表现有12项关键能力，这12项核心才能也正是草商们读书的最好索引：
“我认为，养成士魂(武士道之魂)的根底，终究在于（孔子的）《论语》，而商才，也可以通过《论语》来充分地培养。 ……如果熟读《论语》，仔细品味其中的内涵，就会领悟到许多人生的智慧，所以，我毕生都遵从孔子的教诲，把《论语》当作处世的金科玉律，从未离开过案头。 ”——日本资本经济之父“涩泽荣一” 士魂商才：日本资本经济的灵魂 很多人尽管不了解日本近现代的资本经济是如何具体形成的，如何发展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讲解这段历史。 ）但是，日本企业普遍讲究道德伦理，做生意讲诚信，讲信誉，产品拥有很高的品质却是众所周知，虽然不能说全部人都能做到，但毕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他们的东西让人安心，因此获得世界的赞誉，很多华人不是在旅游期间尽全力地购买日本的商品吗？不管我们对日本民族了解多少，也不管我们心中是否真的从内心情感上对日本人完全认同，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商品的品质无可挑剔，这是个无法辩驳的事实。 那么既然中国人认为文如其人，文章如此，那么经商会有例外吗？应该不会有例外。 一个道德很堕落很奸诈的人，会生产出好东西来吗？必然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那么整个社会，如果只有几个人这样做，会出现这样普遍的商业社会现象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只有整个社会的商人都普遍认可正统的道德，才能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日本的商界，不仅遵从道德从商，讲究信誉和品质，他们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富裕后都自觉地回报社会，认为为社会做贡献，才是商人最大的价值和荣耀。 这些思想几乎是所有商界人士，所有企业共同的价值观，他们只要有能力，都会无偿提供大笔资金用于教育、医疗、福利等公共事业，并且是发自内心的。 那么是否自古以来，日本的商人就是这个样子呢？并非如此，实际上，在明治以前，也就是涩泽荣一运用孔子的教导来经营工商界之前，日本的商人大多关注的只是如何盈利为目的，这些说法在《论语与算盘》里，也时常提到，这些思想认识，都出自他的亲口论述。 因为日本近代的资本经济形式，就是他在明治初年导入日本，亲手建立起来的。 根据他的说法，日本农民和工商业者，在明治维新之前，地位很低，而商人更是如此，由于他们没能接受武士才能接受的儒家四书五经的正统的教育，商人当时仅仅停留在能写会算，或者一点点儒家初级的启蒙教导，因此，武士阶层受到的经国济世的思想就从来没有被商人接触过，因此不懂得经商也要有高尚的道德。 他说为此，他立志要改变这种现状，提高商人的地位，只有道德提高，才能拥有大的商才，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既然都是人，从事什么行业都不分贵贱，只要从商能遵循《论语》的教导，以仁义的原则经营，一样可以变得高贵。 他说，他一定要让世人看到，《论语》同样可以领导资本经济。 这就是当年这位开创了日本资本经济的先驱者所定下的志向，后来他真的实现了他的理想，把“士魂商才”变成了日本商界的经营思想之根，把儒生“达则兼济天下”的为国为民谋福利的理想和价值观植入商界，成为日本工商界的共同理想和人生荣耀。 所以今天的日本商界和企业，才如此热衷于社会贡献，这是儒生济世救民思想在商界的体现。 因此日本的资本经济，其实质是儒商思想，是儒商商道在近现代日本的实践。 一句话，日本的资本经济，其表面形式是西方的，而其灵魂却是东方的儒家思想。 来自孔子的教导。 涩泽荣一关于“士魂商才”的论述 本文开端的那段话，就是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第一章开篇就记述的原话。 他说:“日本必须学习古代中国的文化和学问，培养自己国家的精神文明……中国古代的文化学术博大精深，著作浩瀚如海，但核心却是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 此外，还有《尚书》、《诗经》、《周礼》等书籍（指四书五经中五经的书籍)）……相传也是由孔子编定的，因此，孔子成了汉学的核心，提到汉学，就离不开孔子的学问。 ” 他说，《论语》被供奉在日本皇家宗庙“伊势神宫”，这本书，是平安时代（中国正值唐朝）著名的儒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菅原道真”曾经抄录过的原本。 他认为，菅原道真必定很喜爱《论语》，深受《论语》的影响，所以有过“和魂汉才”的提法，他因此受到启发，提出“士魂商才”。 关于这段论述，我们整个摘录如下： “我们为人处世，必须具有武士的精神（士魂就是武士道的精神），然而，仅有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无法自立，就容易招致灭亡（意思你光有高尚的道德，没有经商的业务上的具体知识和才能，你从小了说，不能经营自己家族的产业，从大了说 ，无法领导国家经济走向富裕，无法让百姓富足。 国家贫弱，只能招致覆灭。 那你就只能独善其身了，无法实现真正的儒生兼济天下的理想）因此，士魂是离不开商才的。 关于士魂的养成，大家可以借鉴不同的书，我认为，养成士魂（武士道之魂）的根底，终究在于孔子的《论语》（可见所谓武士道，不过是儒家学问在日本的继承方式。 由于武士才有资格受系统儒学教育，所以武士阶层继承了儒家学问，按照他们的理解形成了武士道。 ）而商才，也可以通过《论语》来充分地培养。 或许有人认为，讲述道德的书籍与商才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所谓的商才，原本也是以道德为根基的，如果商人违背道德，欺骗、浮华、轻佻，赚取不义之财，那只是玩弄小聪明，绝对不是真正的商才。 因此，我认为，商才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应该靠论述道德的《论语》来培养。 此外，虽为人处世相当艰难，但如果熟读《论语》，仔细品味其中的内涵，就会领悟到许多人生的智慧，所以，我毕生都遵从孔子的教诲，把《论语》当作处世的金科玉律，从未离开过案头。 ” 可见，武士道不过是儒家做人的思想被日本的武士阶层继承和吸收，成为文武兼具的日本实际管理国家的知识分子——日本式的士大夫。 如今日本的中学课本，就明确写着，在最后一个幕府时代的江户时期，武士们一提起做学问，必定是孔子的《论语》，而涩泽荣一自己就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从小习武。 所以非常清楚日本武士道的思想根底来自孔子的《论语》。 但是日本真正懂得运用《论语》来指导资本经济，驾驭商才和培养商才的，他却是第一人。 标签: 涩泽荣一, 论语与算盘, 论语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北京西南卢沟桥畔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之后，日本按照蓄谋已久的计划，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7月29日侵占北平；7月30日侵占天津；8月13日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11月侵占上海；12月13日侵占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日军攻城掠地，铁蹄践踏了我国半壁河山，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 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比巨大的损失：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暴行，是人类史上所罕见的。 这段中华民族悲惨苦难的历史，是不会因岁月流逝而被淡忘的。 然而，在战后50多年间，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及右翼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其为军国主义及侵略历史进行翻案的活动。 以1963年9月日本《中央公论》开始连载右翼作家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标志，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及右翼势力更不断掀起阵阵浊浪，肆意歪曲历史，矢口否认战争罪行，公然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为日本军国主义全面翻案。 为纪念“七·七事变”63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5周年，为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公然篡改历史、美化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本文拟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渊源、核心思想及理论基础三个方面进行概述和剖析，揭示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加深我们的认识。 武士道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渊源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渊源于日本封建军国主义，它对内实行极权统治和统制经济，对外实行武力扩张，力图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一句话，军国主义是以“军事立国”并进行统治的反动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 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则是日本武士道。 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从11世纪起，日本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以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为标志，武士掌握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 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从此，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 日本武士阶级以攻战杀伐为职业，是自古代中世纪已出现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身体力行者。 在日本历史上，幕府时代长达676年之久，武士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武士道，它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从而使日本具有了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传统。 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 导源于神道教、佛教、儒学及皇国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江户时代以前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及国民精神的武士道。 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是作战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它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它超越理性，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 旧型武士道的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是著名剑道家，他的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 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略战争服务。 江户时代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学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 这种新的“士道”论者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 山鹿素行将毕生精力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论体系上，他的文集被称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 山鹿素行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 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 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他们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 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 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山鹿素行的这些神道教、儒学及皇国史观中的封建思想糟粕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亦有深远的恶劣影响。 到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派学者、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 他认为一般人死则魂灭，而忠魂不同，将永久不灭。 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明治维新后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响极为深远，对军国主义鼓吹为天皇效死，欺骗日本人民盲目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挥了很大作用。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 其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将以前分别效忠各自主君舍弃，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一个人，即将效忠对象由多元转化为一元。 手握神权并总揽国家大权的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构筑了“一君万民”的体制。 同时，明治时代的国体论宣扬神造日本，天皇为“现人神”，有权依据“神敕”统治日本。 而《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权论”，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 故报效国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由报效国家来体现。 二是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 “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商之才。 三是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圣人之道全部抹煞舍弃，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蛮的兽性、恶性发展到极端，崇拜残忍，歌颂殉死“玉碎”。 明治政府确定了日本“与万国对峙”的目标以后，以发布《教育敕语》为标志，将原来适用对象仅为武士的武士道，扩大为适用于全体日本国民。 在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鼓舞日本国民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 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倡导穷兵黩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 日本军人在武士道的支配下，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大陆、挑起太平洋战争。 日本国民在武士道的鼓舞下把对外侵略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把自己当作肉弹进行自杀性进攻。 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并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巨大和深重的灾难。 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武士道一词也因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日军的侵略暴行联系在一起，而令人反感和憎恶乃至仇恨。 侵略扩张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核心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侵略扩张思想。 从日本历史来看，它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日本封建时代开疆拓土的侵略扩张思想，二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列强殖民主义思想影响的侵略扩张思想。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思想由来已久，从传说中的首代神武天皇发布“诏敕”中，就有“八一宇”（将五洲四海置于天皇一人统治之下）及“皇道”的用语。 更有这一帝国理想的实践者，即关于神功皇后征讨新罗（朝鲜南部）等地，三次用兵，大获全胜的神话传说。 后来历代统治者均宣场神功皇后开疆拓土的战功，对她推崇有加。 16世纪末，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他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达到了空前高峰，集日本封建统治者扩张思想、对外侵略行动之大成。 丰臣之后，日本不少思想家及统治者都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间延绵不绝且日益猖獗。 丰臣秀吉1585年出任“关白”（摄政），总摄日本国政，1586年又任太政大臣，掌握了日本政权，为解决统一后的日本社会矛盾，同时也因为个人野心不断膨胀及霸权思想作祟，他提出并实施了对外扩张的计划和政策。 据史书所载，丰臣秀吉在1578年奉织田信长之命征伐播磨国（今兵库县）时，就对织田信长说：臣“必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宿志”。 1585年，丰臣首次明确提出“征讨中华”，并为此积极准备。 1590年5月，丰臣致书朝鲜国王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中国明朝），使其四百洲尽入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也。 ”当他得知1592年第一次侵朝战争初期顺利进军消息时，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但是，正当丰臣做黄粱美梦时，传来了日军在中朝联军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消息，日本被迫议和撤军。 1596年丰臣又撕毁停战和约，于1597年再次出兵侵朝，亦很快陷入困境。 丰臣亦忧忿成疾，呜呼离世。 丰臣死后，德川家康通过1600年的关原之战，确立了统治全国的地位，并于1603年建立了江户幕府，成为合法的全国统治者。 和丰臣秀吉一样，德川家康依然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封建主义国际秩序。 江户幕府晚期，西方近代殖民主义势力东渐，幕藩体制陷于困境，尊皇思想及攘夷论开始出现，此时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封建主义的扩张思想，不仅将其体系化、具体化，而且为其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并打出了更富有欺骗性的招牌。 日本国学集大成者本居宣长把日本说成是天照大神创造的神国，提高日本和天皇的地位。 他还宣扬“八一宇”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梦想征服世界，将世界各国置于日本支配之下。 他的这些思想，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变为“大和民族优越论”，“国粹主义”，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舆论工具。 从18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日本的经世学派和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们看到了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奴役当地人民，攫取大量财富，深为所动，因此提出了许多从日本立场出发的对外扩张思想。 其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岛津齐彬等。 林子平在1785年所著的《三国通览图说》中，全面介绍朝鲜、琉球和虾夷地（北海道）的历史沿革、文物制度、风俗习惯、地理物产等情况，便于日本人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了解。 1786年他又著《海国兵谈》，纵论五大洲形势，提醒国人勿忘“江户（今东京）日本桥下水，直通中国与荷兰”，勿忘日本是四周为海洋环绕，与世界联在一起的“海国”，启迪世人站在日本桥上，放眼世界风云。 一部《海国兵谈》，实为海国日本武备的百科全书，论述了日本海防必做到攻守兼备，又具体提出了各项防卫措施。 在经世学派中，最早论述海防论者也是林子平。 海防论的总体构思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奠定了基础。 他还在《海国兵谈》中露骨地表露了霸权主义思想，他希望日本能出现如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那样的“君主”，以“一统五洲”。 而在推行其世界战略的基本手段方面，则主张武力对外扩张。 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著《经世秘策》一书中，主张确定世界战略的终极目标，即征服世界，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 本多利明要求日本实行殖民“开拓制度”。 他指出，“欧洲各强盛国家其本国虽小，但多有属国，亦堪称大国”，强调“即使侵犯他国，也应由此而增强本国，是乃国务”。 他还划定日本北攻、西侵方向，其主攻方向为堪察加、满洲（中国东北）、“山丹”（现俄国滨海疆区）和“西唐太岛”（库页岛）。 他还在1801年所著的《贸易论》中宣称：“发动战争，谋取国家利益乃是为君之道的秘密”，并进而将“贸易之道”概括为“战争之道”，鼓吹伺机“进攻外国并占领之”。 将经世学派思想主张充分展开、发挥的集大成者是佐藤信渊。 他在1823年的《宇内混同秘策》首句中即提出，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本”。 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将全世界“混同”为日本郡县，使“全世界悉为皇国（日本）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臣仆”，“皇化”全球，主宰世界。 他提出“皇国”驾驭世界之策的外征论，更把武力扩张作为“皇化”世界的基本手段，将出兵海外的侵略行为美化为“奉天意，正万国之无道”，是“实行天惩”。 他的这些思想和口号，被日本军国主义不断重变和鼓吹。 佐藤信渊还提出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纲领性蓝图和路线，这就是从侵略中国东北入手，进而入关全面侵华，征服中国，然后征服亚洲的西侵与南进并行的路线。 这与105年后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上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是一脉相通的。 佐藤信渊的思想著述，在其生前影响并不太大。 而在明治维新后，却倍受重视，“维新三杰”之一的明治政府早期实权派人物大久保利通发现并特别重视和提倡佐藤信渊的思想主张，从1871年（明治4年）起，连续出版了信渊的各种著述。 信渊的思想体系和主张，成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内外政策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吉田松阴提出将失之于欧美的“交易之处”，“偿还于鲜（朝鲜）、满（中国东北）之土地”。 这种失之于西方者，补偿于鲜满的主张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一大战略。 而因为倒幕维新及明治政府的重要人物如高杉晋作、久坂玄瑞、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诚、山县有朋等，皆系松阴门人，所以他的对外扩张思想直接影响了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及近代日本的建设者。 此外，松阴亦提出了赤裸裸的侵略扩张路线，目标直指中国与东南亚，甚至是印度。 其实，松阴这种“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力图将西方殖民势力的压迫强加在邻近国家的思想主张，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当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之时，日本开明藩主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便主张侵略中国。 后来“维新三杰”中之二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正是由岛津齐彬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都成为明治新政府的实权派，又都深受齐彬思想主张的影响。 幕政改革派维新志士桥本左内甚至公然认为，如果不兼并中国、朝鲜等国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故“略取附近之国家，乃第一要紧之事”。 幕末经世学派代表人物是当时日本的先觉者，他们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表露得如此清晰，如此狂妄，实在令人吃惊。 其实，这种思想是日本的领土野心、武士道的“征战光荣”主张的必然产物，更是在幕末特定的国际国内时代条件下，受列强西力东渐危机的冲击的结果，二者相结合，遂产生并形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系统的对外侵略思想体系。 他们企图通过模仿西方殖民者对外扩张的行径，侵略和掠夺弱小国家以臻富强，进而达到参与欧美列强的殖民角逐的目的。 应该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行径，无疑正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的继承、发展和贯彻实施。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就提出“大陆政策”，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在20世纪初，日本已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完成了军国主义化。 它导致日本国民经济被纳入军事、战争轨道，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战争——经济军事化——更大的战争——经济更加军事化……。 这部战争机器不停地运转，只有到彻底败亡才被迫停止下来，经济亦终将崩溃。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化的理论基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已开始制造法西斯舆论。 1919年8月，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肇始者和理论家北一辉在中国上海写出《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出版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该大纲鼓吹动用天皇大权、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国家的“改造”和“积极对外开战”，夺取殖民地，称霸亚洲和世界，成为颇受帝国主义分子赞扬的法西斯纲领。 同年，北一辉与另一个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等在日本组织起早期法西斯主义团体“犹存社”。 此后大量形形色色的军队和民间法西斯团体纷纷出笼。 从广田内阁开始，军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确立和“军财抱合”（军阀与财阀的紧密勾结）局面的形成，标志着日本建立起军国主义法西斯独裁统治。 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确立后，更极力鼓吹侵略“合理”，反侵略“有罪”，竭力宣扬“忠君爱国”、“天皇至上”，大肆掀起侵略战争狂潮。 在政治军事方面，日本政府修改《国防方针》，制定《国策大纲》，加紧扩军备战。 《国策大纲》声称：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实际上提出了吞并东亚太平洋区域的大规模扩张方针。 接着于1936年6月，为适应扩张方针的需要，修改了《国防方针》，提出了昭和新军制计划和大肆扩军、增加军费的庞大计划，将国民经济亦逐渐纳入战争轨道。 1933年3月，日本悍然宣布退出国联。 当德国、意大利逐步建立法西斯统治并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策源地之时，日本法西斯亦加速确立统治体制，并很快发展为东方战场的战争策源地。 于是，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法西斯伙伴，在反共产国际的烟幕和幌子下勾结起来，1936年11月，日德签订《反对共产国际协定》，翌年11月，意大利加入，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开始形成。 三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走上了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 在思想方面，则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士兵和学生强化军国主义思想教育，极力鼓吹“战争是创造的动力，文化之母”，军人是“国家之花”，大力灌输“八一宇”的侵略思想和武士道精神。 在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化的过程中，从西方思想武库中拣来的一些糟粕，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写下的《物种起源》，是人类对生物界、动物界认识深化的里程碑，而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古姆普洛维奇、沃尔特曼等人用庸俗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将人类社会比拟为动物界，宣扬“各种族争取生存的斗争”、“弱肉强食”及“优胜劣败”，划分民族优劣的种族主义思想。 在明治维新前后，就有曾留学西欧的一些日本启蒙思想家摄取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将它传入了日本。 著名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是日本最早的德国思想研究者，也是最早在日本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官僚学者。 1882年，加藤在《人权新说》中就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对天赋人权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鼓吹“优胜劣汰”原理，胡说什么“人类绝不是生而就有自由，就有自治、平等、均一的权利，人的权利只有在掌握专制大权的统治者即最大优者的保护下方能实现”。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需要，亦由于加藤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大肆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风靡一时，影响极大且十分深远。 开始还是平民主义代表人物，后来变成露骨军国主义者的德富苏峰亦主张日本应做“世界性国家”。 在甲午战争前后，他极力宣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合理性，在许多文章中都贯彻其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 他认为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正在于：“予世界上的顽迷主义者一大打击，并将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蛮社会”。 原来亦是平民主义者的著名史论家、评论家山路爱山在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放弃了平民主义，公开声明“愿做帝国主义的信徒”，极力宣扬世界已进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时代，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正是历史的必然，“是适者的生存，是天赐的荣耀，是社会进化所生的淘汰”。 连一直主张立宪主义的浮田和民也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转变成狂热的帝国主义者。 他认为，军国主义侵略只是“民族生存竞争”的具体表现，“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生存竞争的结果”，“征服半野蛮民族或吞并自己不能独立的国家，不应视为不仁不义”。 他甚至露骨地主张“只要世界上还有半开化的野蛮民族存在，就不能不予以消灭”。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将日本军国主义传统文化中的形形色色货色进行改造和包装后，一古脑地塞入其庞杂的思想体系，制造和宣扬“日本民族优越论”、“生存发展论”和“生存自卫论”，鼓吹人种差异，自欺欺人地打出“种族战争论”（太平洋战争是“黄种人与白种人的战争”）、“民族解放论”（太平洋战争是“解放亚洲各民族”的战争）的蛊惑性招牌，妄图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做为侵略奴役亚洲人民的思想武器，实现其“皇化亚洲”、“皇化全球”的迷梦。 综上所述，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其来源之一是武士道精神，来源之二是日本神道教、佛教以及儒学中的封建糟粕，来源之三是皇国、神国史观，进入近现代以后，又加上了从西方引进的一些所谓理论体系，因此，是十足的封建主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腐朽、反动思想糟粕的大拚盘，其拚凑的内容和混乱的表述往往使人难以分类和把握其逻辑层次。 但是，正是这一庞杂的精神糟粕，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利用，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予以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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